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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

儒森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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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从语言的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语言2  

2010-07-15 10:58:17|  分类: 对外汉语教师新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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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语言反思对经济学制度分析的理论意义
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以及人的行为的经济后果的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假定人的存在,并假定人是有理性的,而不管是假定人的这种理性是无限超理性的(hyper-rational——新古典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的假定),还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演化博弈论制度分析如H·培顿·杨(H. Peyton Young,1998)的假定)。人为什么有理性?或反过来问,为什么只有人才有理性?一个最简单的回答是:这与人有语言有关。沿着这一理路进行逆向推理,我们就会发现,经济学隐含地假定语言及其作用的存在。不但从纯理论上推理我们会立即得出这一直观结论,从现实的观察和反思中也会迳直达致这一认识。说人有理性是在于人使用语言,这实际上是一个“同义反复”(“tautology”——或言“重言式”或“套套逻辑”)。因为,语言本身就意味着理性或者说理性本身就意味着人的语言(思维)能力。
说在人的社群或社会中之所以有习俗、惯例、规范、传统和制度,其原因在于人本身有理性(不管是无限超理性,还是有限理性),这恐怕没有多少反对意见。如果说人有理性在于人有并运用语言或者说人的语言和理性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的话,那么,人类社会中的种种习俗、惯例、规范、传统和制度均与语言密切互相关联,这就应该说是不言自明的了。很显然,从语言及其作用的角度来思考人类生活世界中的种种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的生发、型构、驻存和变迁的机制和过程,就会发现,所有这些社会现象均与语言这种特殊的“social institution”(语言学家索绪尔所言)密切相关。即使我们不对语言与种种社会博弈活动结果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内生于人们社会博弈活动中的种种秩序、规则进行语用学和语义学层面的理论探讨和细微梳理,只要稍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不仅种种制度和道德的、法律的、社会的规范存在于语言中并以语言作为其存在载体,用语言来界定、来表述,而且它们必定在人们的言语活动中生成,在人们的言语活动中存在,并通过语言的载体在人们的言语活动以及文字交流中演化和变迁。正如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换要通过货币这个中介来完成、来度量一样,人类社会的种种制度规则的存在,要通过语言这个中介来完成,并必得和必定以语言的形式来实现和“绽出”其存在。
认识到了种种制度规则的语言维度和制度以语言来昭显其存在并依靠语言的载体来发生其约束力这一点,也自然会识得出语言在制度生成、制度制定、制度维系以及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了。在《经济学与语言》中,鲁宾斯坦(Rubinstein,2000, p.5)曾指出:“决策者在进行选择之前,会进行有意识地思考,而他们通常要通过语言来思考。这样,决策者用以表达其偏好的语言,就限制了他的偏好集。因此,决策者语言丰富程度上的一些局限,会对经济人可实现偏好产生一定的限制。”由此,鲁宾斯坦深刻地指出:“对选择问题进行定义的语言may(可能)影响决策者的语言”。鲁宾斯坦的这一深刻见解中用了“可能”这样的缓和词语以表他的“猜测”。但在英文语境中,这个“may”显然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如果我们相信鲁宾斯坦这一重言式(tautology)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依照笔者在《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韦森,2001)中所形成的制序型构(formation of institutions)思路,即人们的社会活动和交往(或言社会博弈)自发产生秩序,秩序驻存中生成、硬化或言“沉淀出”非正式的约束规范,非正式的约束又会通过法律制订和普通法的前例而转变为制度——因而社会或社群内部的正式规则中的秩序和秩序中显现的规则就是“制度”——,既然语言限制人们选择的可能性以及现实的选择集,那么语言现状及其特征自然会从根本上通过影响人们的偏好和选择来影响人们的博弈均衡和博弈结果,从而影响秩序的型构过程、秩序的样态,并最终导致在不同的规则和规则多样性上确定下来并映射出来。就此而言,研究语言以及人们的言语活动与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的存在以及与其生发和型构的关系,对理解种种市场运行中的制度安排的实质及其变迁演化机理和路径,显然是一项必不可少、且必定要做的工作了。加之,通过近两年中对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初步研究,笔者现在模模糊糊的感到,近代以来,东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化变迁路径上的差异,西方各国在近现代时期中法理社会的逐渐形成,东方尤其是传统中国的礼俗社会的长期维系,归根到底可能与东西方社会的不同语言制序的特征密切相关联。如果是这样的话,对语言理论及其不同语言特征的比较分析,就成为经济学的制度分析进一步推进所必须要走的一步了。
如果把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思维进一步提升到哲学本体论反思的层面,我们也许更能清楚地发现语言在人们市场活动的秩序和种种制度的生发、型构、维系、演化和变迁中的作用了。这里,我们不妨依照当代著名语言哲学家塞尔(Searle,1995,1998)对“社会实在”的哲学反思的视角来讨论这一问题。
在《社会实在的建构》和《心灵、语言与社会》两部著作中,塞尔(Searle,1995,1998)曾提出了“制度事实”(institutional facts) 和“原初事实”(brute facts)两个相对概念。按照塞尔(Searle, 1995,p. 2)的界定,一些胡塞尔哲学意义上“生活世界”中的现象之所以被称“制度事实”,是因为“其存在要求人类制度”。塞尔举例到,在现代社会中,为了使一片纸成为五元的货币,就需要有人类的货币制度存在。反过来,原初事实的存在——如山川河流、原始森林、地震台风、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燕子的秋去春来等等——就不要求制度。当然,塞尔认为,为了表述原初事实,我们需要语言,但塞尔指出,必须把所述事实(fact stated)与对该事实的表述区别开来。从塞尔的这一两分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哲学家塞尔所理解的制度实在,人们所观察到的制度现象,或者说人们的理念中的制度事实,应该而且必定是一种人类社会独有的现象,是与人有关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如上所述,在人存在这个世界之前,有物质世界存在,有塞尔所理解的“brute facts”的存在,恐怕难能有人对此置疑。但没有人,没有人的意志或意向性(intentionality),就没有制度,因而所有制度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存在现象,均是人的制度。对于这一点,恐怕也没有人会怀疑。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惟独人类社会有制度现象?是什么使人成为人并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按照洪堡特和塞尔的见解,这又恰恰是因为人能说语言。换句话说,语言(能力)使人成为人,语言使得人的社会有了制度(因为语言“编织”和“构筑”并“构成”了制度)。因此,一个自然的结论是,只有有了语言这种标识着人成为人的存在和能力的特种“institution”(制序),才使其它其它种种习俗、惯例、规范和制度等人类生活形式成为可能。因此,人类的语言本身就成了人类种种习俗、惯例、规范和制度等等社会实存存在的必要条件,或言人类社会的所有这些生活形式无一不存在语言中并以语言的“外壳”求得其存在,或言“绽现”其存在。
理解了塞尔语言哲学中制度实在(事实)和原初实在(事实)的区分,如果进一步理解塞尔的老师奥斯汀(John L. Austin, 1962)的“以言行事”(包括人以言创生制度事实)哲学,我们也许就更能理解语言反思在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中的重要了。因为,不但人类生活形式中所有习俗、惯例和制度要在人们的语言交流中生成,并通过人们的语言交流而得以驻存、维系,而且惯例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约束规范以及制度作为一种正式的约束规则本身要以语言的形式取得其存在。这也就决定了习俗的演化、惯例改变和制度变迁也要通过语言这种特殊的“social institution”来完成。尤其是制度型构、制订、维系、存在、变迁以及期现实的约束力,均与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如果从哲学本体论上来思考人类社会的种种生活形式现象,就会发现,制度作为一种约束规则和体现着一定秩序和规范的建制安排,是一种多人或集体决策的结果,常常是在多人一致同意(consent)下产生的,并必定在多人集体的一致同意和遵从中才能存在,才能取得其约束力。一致同意的达致,一致同意的认同,一致同意的存在,甚至一致同意的破裂,均需要在语言这种特殊的“社会机制”中来完成。就连制度作为一种集体意向性的存在——一种集体中个人意向性的交汇和混同(pooling,或照塞尔的见解,一种集体意向性的生成)——也必定存在于语言之中。由于制度要在语言中生成并以语言的形式存在,那么,一种语言中的现存词汇、语言特征以及语法结构均无疑无一不会不在制度基体上发生某种作用并制度特征中“映射”出来。这一点实际上也被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所注意到了。这就是他基于“决策者使用有限的语言来表述其偏好”假设所得出的以下结论:“一项决策规则必须是用语言来表达的,只有这样,在评议和执行阶段,它才可以在集体中进行交流”。因此,“它可以被解释为是对决策者可使用的有限语言的反映”(Rubinstein, 2000, p. 57)。鲁宾斯坦的这些见解,实际上已在某种程度上涵蕴了笔者这些年一直坚持的一个源自索绪尔语言观但又与索绪尔的语言观有些区别的一个理论观点:制度说到底是一个语言现象。
然而,正是因为语言是一种“social institution”(索绪尔),而反过来人类社会所所独有的所有“social institutions”(包括其中的“制度”)又是一种语言现象,这就给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以及哲学论辩本身设置了一种“先天的”困难:正是因为制序是个语言现象,而反过来语言本身又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制序,当我们用语言这种特殊的制序解释其它种种习俗、惯例和制度实在时,就陷入了塞尔(Searle, 1995,p. 13)所言的那种解释学的循环论证怪圈:“我们必须用制度(序)事实来解释制度(序)事实;我们必须用规则来解释规则,用语言来解释语言。”把这一见解推广到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中,我们就会发现,在讨论、研究、描述和模型化种种人类社会的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现象时,以致在人们实际社会中种种生活形式的型构、建构和制度基体网略(matrix)的“编织”中,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人们的言语活动以及人类的某一种或多种语言,其中包括日常语言、数学语言、逻辑语言、计算机语言、甚至聋哑语和盲文。既然语言本身是构成其它种种社会约束、规范和制度的“质料”和“维度”,而语言本身又是讨论、研究、描述以及理论再现种种其它习俗、惯例和制度的必用工具,由此看来,探讨语言的本质(如果语言有本质的话——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无本质)和不同语言的特征以及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生活形式的语言与其它生活形式(包括习俗、惯例、与制度)的关系及其在其它社会制序中生成、型构、建构、演化和变迁中的作用,就成了对人类的种种生活形式——包括习惯、习俗、惯例、规范、传统、法律和其它种种制度——进行探索从而推进经济学的秩序生成机制研究和制度分析所必须要做的一项前提工作了。
6 余论
在评述鲁宾斯坦的《经济学与语言》时,当代一位逻辑学家本森(Johan van Benthem,参见Rubinstein, 2000, p.93)曾深刻地指出:“语言是我们思考和交流时所呼吸的空气,常常不为人们所注意。语言使人类的认知成为可能,且同时通常以一种不可见但非常真实的方式对人类的认知进行着约束。当语言这一至关重要的媒介成为人们公开——尤其是在分析传统中——关注的焦点时,在本世纪哲学就发生了一个‘语言转向’。”本森接着指出,从《经济学与语言》开始,在博弈论经济学家的鲁宾斯坦那里也开始了一个“语言转向”。鲁宾斯坦以其《经济学与语言》,试图将博弈论置放在一个广阔的理性推理和交流的知识版图上,这符合当代人类思想界的前沿潮流。从整体上来说笔者同意本森教授的这一判断。然而,也毋庸讳言,鲁宾斯坦的语言的经济分析和经济学的语言反思还只是标示了“经济学语言转向”的一个开端。沿着语言的经济分析和经济学的语言反思这两个反向且相互关联的研究“向量”中,无疑还有漫长的探索路途,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且具有及其广阔的研究前景。我们也可以预期到,这两个研究方向上均能产生对语言学和经济学本身都有极其重要意义的理论成果。同样也毋庸讳言,这两个方向上的任何进一步的理论推进都将是十分困难的。
当代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大军,已经侵占了其它社会科学王国中大片大片的领地。如果说当代经济学帝国主义对其它社会科学王国不断入侵的一支又一支的“冒险远征军”均还远未凯旋话,它们却从其对它社会科学王国的“侵袭”中不断学习并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这自然也会反过来引发一些当代经济学家们对自己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问题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方法的不断反思。博弈论经济学对语言研究领域的侵入,显然也展示并已形成了一个同样的理论格局。在这个初现的格局中,逻辑学家本森(参见Rubinstein, 2000, p.95)发问道:“我们不能‘解释’人类历史,为什么我们应该能‘解释’语言呢?”这一问,实在意味深长。仔细玩味,对已处在人类思维探险边界前沿上的理论家们也许不无益处。沿着本森教授的这一发问,我们也自然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学的语言,能解释得了经济学自身的语言问题么?

参考文献:
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nacerraf., P. & H. Putman, 1983,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Selected Readings,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贝纳塞拉夫、普特南,《数学哲学》,朱水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出版。
Binmore, 1994, Game Theory and Social Contract, Vol. I, Playing Fair,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中
译本: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王小卫译,上海:上海财大出版社2003年出版。
Carlile, W. W., 1907, “The Language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7, No. 7, pp.434-447.
Cupitt, D., 1997, After God: The Future of Religi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Henderson, W., T. Dudley-Evans & R. Backhouse, 1993, Economics and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Marschak, J. 1965,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Behavioral Science, vol. 10, pp. 135-140.
Putnam, H., 1970, “Is Semantics Possible?” in H. E. Kiefer and M. Munitz (eds.), Language, Belief and
Metaphysics,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niversity. 中译文见A. P. 马蒂尼奇:《语言哲学》,牟
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第590-607页。
Quine, W. V., 1969, 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ubinstein, A., 1982, “Perfect Equilibrium in a Bargaining Model”, Econometrica, vol. 50, pp. 97-109.
Rubinstein, A., 1985, “A Bargaining Model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bout Time Preference”, Econometrica,
53:1151-1172.
Rubinstein, A., 1998, Modeling Bounded Rationali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Rubinstein, A., 2000, Economics an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鲁宾斯坦,
《经济学与语言》,钱勇译,韦森审订,上海:上海财大出版社2004年出版。
Rubinstein, A. & M. Osborne, 1990, Bargaining and Marke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Rubinstein, A. & M. Osborne, 1994, A Course in Game Theor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Saussure, F. de, 1916 / 1949,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 Payot Paris. 中译本,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
Schotter, A, 1981,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
肖特,《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陆铭、陈钊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2003年出版。
Schultz, T., 1980, 中译本见《报酬递增的源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Searle, J. R., 1995,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Searle, J. R., 1998, Mind, Language and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 中译本: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
李步楼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出版。
涂纪亮(编),1996,《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一卷语言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韦森,2000,“理论经济学的任务:是解释世界,还是解释理论?”载韦森,《难得糊涂的经济学家》,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45-50页。
韦森,2001,《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韦森,2003a,《文化与制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韦森,2003b,《经济学如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韦森,2003c,“哈耶克式自发制度生成论的博弈论诠释”,《中国社会科学》第六期。
Wittgenstein, L.,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trans. by G. E. M. Anscombe, 3rd ed. (1967), Oxford: Basil
Blackwell. 中译本: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Emails: liweisen@fudan.edu.cn weisen_eco@hotmail.com
来源: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57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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